截止到文章停笔的时候，湖北省又再再再次延迟了复工时间。
算算时间，从去年年底回乡至今，我在家乡湖北黄冈已经隔离了31天。在这个本应该开心度过的春节“假期”里，我的情绪波动却是以每天为单位在变化。非典时期的我还小，所以过得没心没肺，而这次成年后所经历的新冠肺炎，是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害怕。不为别的，因为你们在新闻上所看到冷冰冰的赤红色数字，其中有我认识的人。
（文中图片均来自朋友圈——疫情中的武汉）
新冠肺炎发生的很早，最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。不过对于我这个常年在外工作的人来说，我认识它并没有那么早，这其中有距离的原因，也有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。时间回到去年的腊月二十七号，也就是除夕前的第三天，按照计划我在那天准备驱车回家。那时候我所认知的新冠肺炎，只不过是流感而已。
信息传递得慢，不代表疫情传播得也慢。临近出发前不久，在医疗体系的朋友告诉我，这场疫情可能比我所认知的要更严重些（她所在的医院已经收到确诊病例）。她建议我去购买口罩，并且回乡的时候尽量避开武汉。出于对朋友的信任，我开始对这场疫情提高了重视程度，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提升到了区域性传染疾病，而不是普通流感。
不过说实话，作为和医学毫无瓜葛的普通人，对于“传染病”这三个字的理解真的有限。它会传染？怎么传染？致死率有多少？这些方面我没办法做出相应的严重等级判断，我只知道如果事态严重的话，不需要我去寻找，打开今日头条的首页它就会出现。因此在我出停车场准备启程回家的瞬间，对于疫情的理解，也只是有隐约的担心而已。
不过这隐隐的担忧在我绕道江西回到家乡黄冈之后，团聚的喜悦就将其冲淡散了。1月22日，这个时候的黄冈，甚至是武汉，满眼都是祥和温暖的样子，哪有疫情当头的压抑感。暴风雨来临的前夕，也总是安静而祥和。时间到了腊月二十九（1月23日），也就是我回到家的第二天，早上起床后突然发现，武汉市竟然在凌晨发布了封城通知！我知道，事情坏了。
抄起还在充电的手机，我赶紧拨通了身在武汉的朋友，从他那里我确认到了武汉封城是真实的事件。常年在那边生活的他，对此也非常的震惊，因为此前的疫情在他们眼里无非就是汉口那边的重流感而已。从武汉如此紧急的封城，我嗅探到了一丝危险和事态严重的气息。
封城通知就像是群众眼前最后的薄纸，它的撕开让新闻和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。习惯经常看新闻的我，急切地去各种渠道搜寻关于这场疫情的真实消息，结果就是越搜索得多，越让人心惊。它就像慢慢挪到背后的老虎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张开了獠牙。
可惜的是，意识和生活总是脱节的。即使我知道这场疫情来势凶猛之后，我所在的周围，生活气息依旧非常祥和。硬要说这场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什么生活影响，可能也就是路上少数行人戴口罩了，其中还有不少是过冬用的棉质口罩。这时候周围人所认识的疫情是在新闻上，而不是眼前生活里。
医疗体系朋友源源不断的信息，加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，让我明白口罩的重要性。于是我出门满大街的去寻找有医疗口罩售卖的药店（这时候只是封闭了跨区域交通，生活交通还未阻断）。好在售卖口罩的药店虽然备货不多，但终归是能买到些。这时候大家对疫情的认识逐渐普及到年轻的群体当中，因为去药店购买口罩的，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
地图软件所统计的武汉三十万人“出逃”的消息让全国很愤怒，但奇怪的是，作为主要去向地的黄冈，我周围的人并没有很大的嫌弃，因为外地人眼中的三十万“病毒”，那都是这边每个家庭里的成员，他们是家人，而不是敌人。我知道理论上他们可能会拖累老家的人，但是亲情这种东西在疫情信息堵塞，以及幸存者偏差的加持下，使得他们的被接纳程度远比外界认为的高。
商场商店的纷纷歇业终于开始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，毕竟生活物资的采购受到了影响。但是这时候周围人依然没有囤物资的意识，绝大部分都还是即买即用的生活方式。因此各服务业和商业的陆续停止不但没有引起恐慌和重视，反而还被很多人吐槽大题小做，谨慎过度。认知不够，哪来的害怕，不害怕，自然就不会想着预防了。
于是，在家长不愿意戴口罩，以及依然想出门就出门的普遍情况下，如何劝阻家长开始隔离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课题。从很多同在疫区的朋友所发的朋友圈来看，大家那时候的心态还不错，起码还能调侃劝说父母戴口罩时所发生的趣事儿，例如拿劝家长戴口罩和小时候家长劝吃饭做对比等等。晚辈的主动防范意识，加上父母多少有点的配合，这时候实际意义上的隔离已经开始形成了。
管制上的宽松加上每日增长数字的渺小，使得我对疫情的发展程度评估偏低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外界看新闻会认为这些感染者的数字很大，甚至就在眼前，但是真身处其中的时候又会被”周围没有感染者“的现象所平衡。我想着，这事儿，应该不会严重影响到我的复工节奏。
真正让大部分人，包括很多不关注外界信息的中老年人，都明显感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，是大年初一那天。因为这天本应走访亲戚的日子，全部被硬性停止了。其实老百姓都是这样，天边炸开的核弹总是没有耳旁炸的炮竹响，在生活节奏被罕见的强制性停止后，大家开始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。
呆在家里无法活动的人们，再遇上各界新闻开始广泛的传播后，很多人对于疫情的严重性在短时间内达到了极高的高度，这时候身在疫区的很多人开始由心的怕了。父母不断的电话声，以及接通后短暂拜年后就开始讨论疫情的话语声，逐渐让“新冠肺炎”这个新名词取代了往年的“新年好”。
连续不利好的消息使得我也对此次疫情造成的影响提升了很多，死亡这个词语开始在我脑海里形成压力。我们开始回忆之前所接触的人是否有武汉归来的，社区哪家有武汉归来的，这些之前种种不被重视的方面，开始反复的在脑海里回放。这个时候的我，更多的是担心家人的安全。
对于很多信息渠道匮乏的人来说，亲朋好友的消息总比干瘪的新闻要更可信。家族群里时不时传出的无头新闻让很多长辈更加恐慌，什么附近哪里商场有三人晕倒、哪个小区全部武装隔离等等。和家长们互打电话询问不同的是，年轻人这边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平常喜欢发朋友圈的那些疫区朋友们，此时都很默契的沉默着。
也许是担心同在疫区的亲朋好友们，也许是新闻报道和实际有所不同产生了疑惑，又或许是网络上逐渐泛起的地域指责声，种种情况让我们这些善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年轻人，都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近况。正面是越来越汹涌的疫情，背面是“湖北人、湖北人”的指责，就连侧面也还有各种让人绝望的瞎操作，该说什么呢？算了，还是不说了吧。
在新闻放大镜的捕捉下，湖北各地都出现了很多的反面教材，看着新闻下方的评论，尤其是有色评论，作为湖北人真的很无奈委屈。去反驳吗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大势就是这样论的，况且报道的也确实是事实。在湖北被整个世界言论讨伐的时候，身为疫区里的无辜者，真的挺受伤。
回到生活层面上，逐步严格的封闭措施很快就迎来了问题。年前就逐步停止的商场和超市，再加上年后两三天的停止采购，很多家庭的日用品开始见底。很多家庭也从邻里拆借变成了不得已出门去半开业的商超采购，生活物资的供应已经出现不顺畅的现象。
短短几天内，无论是意识上的，或是生活上的，身在疫区的我们经历了短而凶的变化。从最开始的高兴归家，到封城的震惊，再到疫情的爆发，事态的急转直下真的是给我们湖北当头一棒。站在现在的时间点来回忆，除夕春节那几天应该是最难熬的日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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